“大中华面孔”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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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熟悉毛泽东的书法，是1949年以后的事。上世纪70年代至今30多年间，毛泽东题词、书信、诗词手迹精品陆续出版发行，“毛体”犹抱琵琶半掩面的状况成了历史，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精神世界，通过他洒脱的笔触，向世人展示出一个精彩的侧面。   

潜心研习过书学的人都明白，“书如其人”并非时时灵验，更不宜放之四海，许多时候，说说也就罢了，当不得真，更不好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宋徽宗时，官拜尚书左丞右仆射，尝四秉国政的大奸臣蔡京，工书法，“字势豪健，痛快沉着”①，至今有不少人认定此公居“苏、黄、米、蔡”之末。如果非要固执于“书如其人”，刻意从蔡书里挑出作恶基因，无疑等同于“我早就知道这家伙不是好东西！”。

书法史上尽管不乏蔡京这样的例子，但“书如其人”也并非全无道理，这里论及的毛书，恰好正是“书如其人”的绝佳诠释。

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自幼习字，早年书迹寥寥，现存15岁时的一纸行楷书《还书便笺》，20岁左右用楷书抄写的《离骚经》及行书《讲堂录》，明显可以看出其书迹渊源于唐楷，确切地说，是初唐四家之首的欧阳询。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手书稚拙，但无论楷行，用笔都称得上“严谨”，只是字型偏于修长，笔意之中，已暗含宋代文人尚意的态度，似乎不安于法度的束缚，隐约潜藏一种游离规范的倾向。

1913年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离骚经》（部分）

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节录）

笔者儿时听说毛主席的字写得好，却并不清楚怎么个好法，脑中映象只是很随意的样子。总之，因为伟大领袖的光环，懵懂中多少有些神乎其迹。及至少长，见了他老人家为《红旗》杂志题写的几副刊名，才恍然大悟，原来伟大领袖也并非字字都好。《红旗》杂志沿用多年的刊名，是从好几幅里头挑出来的。此后道理明白了许多，但迷信终未破除。直到后来，战争时期的毛书公诸于世，笔者又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年，在锦州参观了辽沈战役纪念馆，见识了许多毛老人家亲笔拟写的电文，对毛书的概貌才有了清晰的轮廓。

年轻时的毛泽东

毛泽东年轻时笔迹

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抗战后期，五十来岁。此时的毛书，大致有两类笔体：一类是笔势连绵间杂草法的行书，属日常书迹，非作书，仅是随意写字而已。用挑剔的眼光看，这种书体笔意草草，线条单薄，甚无趣味。但如果说少壮时的游离规范，还仅仅是一种倾向的话，那么此时书迹形骸之放浪，已经昭然若揭。另一类，是笔画挺劲厚实、结体纵斜，有意为之的行书，则多见于题词。例如为影片《南泥弯》题写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用笔就很爽劲，夸张了竖笔和撇划，字势纵斜而高耸，有着别具一格的形式感，明显寄寓了自觉的审美情趣。建国后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也属这类风格。有些写得讲究的书信，也作纵斜体，横写的《致李鼎铭书》、《致林伯渠书》又另居一格，有“乱石铺街”的美感。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气格已经形成，虽然还有欧字的影响在，但古人的范式不过是意象上的暗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此时的领袖地位，已经为毛泽东的书法自信力，作了足够的铺垫。此时的毛书，开始了我行我素的取舍。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书写了大量的战争文书，这些书迹的字里行间，有智慧的光芒闪耀，有激越音符四处跳荡，同时也有不安的情绪在宣泄，仿佛能让人嗅出弥漫战场上空硝烟的味道。这一时期的毛书，气势若虹，布局随意，用笔干涩，略显“燥”性，全然没有书法正统所讲究的“闲适”，但其天真烂漫却又时时溢于纸面，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离经叛道的性格与挥斥方遒的气度。书学史上，《兰亭序》的冲和遒健，《祭侄表》之激愤沉雄，两者轩轾难分。此时的毛书显然属于情绪化的一路，但这情绪不是悲愤，而是麾下雄师百万，腕底雾合云开，星移斗转之际，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豪情。

毛泽东书《兰亭序》

此后的毛书，不仅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收敛，反而开始变得更加无拘无束。建国以后，国务繁忙，毛泽东的书法兴致却大盛于战争年代。他为革命纪念地题字，为党报杂志题写刊名，与擅长榜书的“红军书法家”舒同研讨书法，与学者郑振铎谈论书法是不是艺术。他似乎已经不满足写写行书，就像不满足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一样，他的书法兴趣和探索书艺的目标转向了千变万化而又最难驾御的草书。毛泽东在1958年前已经自备了“各种草书字帖”，1958年十月，他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求：

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书《沁园春·长沙》

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做图书管理员的逄先知回忆：“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书体的《千字文》字帖，我们很快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草篆隶，无所不有，而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 、康熙等，直到近人于右任的作品。”读法帖，写草书，成了晚年毛泽东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经常外出视察、开会，出行时也不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带上法帖。

从毛泽东存世的手迹来看，他在1954年写给黄炎培、彭石麟的信已经作草书。1958年以后，毛泽东写信好作草书，题写“光明日报”刊头用草书，1963年为雷锋的题词用草书，自书诗词用草书，谴兴书写的古诗词，大部分也是草书。毛泽东晚年在书房里倾心草书，不是收敛睥睨一世的雄心，相反，生理上不可抗拒的衰老，可能需要一种额外的补偿，而这种潜意识的补偿心理，更加强化了他的浪漫气质，强化了主观意志的扩张速度，强化了书法的狂放面貌，正如他的诗句所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喜好气势磅礴的狂草，他的草书结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烟云满纸，而用笔则近于纯用中锋的怀素。可以说“毛体”的完成式，正是他晚年的草书。

毛泽东书李白诗

毛泽东草书的代表作，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十来年间公开发表的一批自作诗词的手迹。《忆秦娥·娄山关》写得纵横奇肆，其腾挪变化的意象，与词意所表达的悲怆雄阔的意境融为一体。《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满江红·和郭沫若》、《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等手迹，则是笔力贲张，早年书迹中常见的锋棱毕现、方阔雄健的笔调，重现于动荡的草书之中，成为晚年草书的形式语言。
 

毛泽东书《采桑子·重阳》

毛泽东不像寻常书家那样步入老年便归于含蓄收敛，反而更加雄犷。旺盛的生命活力，“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恢弘气概，他的人格，他的性情，借助草书得以淋漓尽致地显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评述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时，也注意到毛的书法，他说：“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蒋介石的书法笔直字方，一望成行。”狂放的草书，与毛泽东一贯的性格合拍，也与他晚年的心境深自契合。正是晚年的研习草书，才使他的书迹与他天马行空的性情融为一体，达到了睥睨古今的高度。

毛泽东一生看重实践，瞧不上知识分子坐拥书斋的自我陶醉。喜作书，却自始至终无意做书家。他题词作书不钤印记，只是在柳亚子送他两枚印章作礼物后，出于文人的礼节，在其所回赠的手迹《沁园春·雪》上钤了这两方印。他好用硬毫小笔作书，通常写在尺幅笺纸上，字大者不过寸余，却依然有磅礴的气势，廓大的张力。小笔硬毫作书，易形成线条单薄，笔意外露的弊端，毛书自然也未能完全避免。

毛泽东书《沁园春·雪》

书如其人，突显毛书的特别，有一个现成的参照系，那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战友们的书迹。朱德、周恩来、陈毅、聂荣臻，个个能书。周、陈二人更是饱读诗书，与毛泽东相同，从小受过较严格的书法训练。上述几位都是政治家、军事家，也同样常常运笔作字，但彼此书迹面目，相距何止千里？朱书率意，结字疏松，俨然忠厚长者；周书谨饬，纯和温良，不越雷池半步；陈书劲健，豪爽利落，怡然才子性情；聂书深稳，老气横秋，透着深谋远虑。如果把几位的书法放在一起，即使是初通文墨的人，也能看出毛书最不拘小节。

西方人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视为两种对立的人格类型。柏拉图偏诗性，亚里士多德重理性。毛泽东个性显然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其书法所透露出的种种不拘，也让人想起埃德加·思诺在《西行漫记》里的一段描述：“我记得有一天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不经意地解了裤带，寻找什么寄生动物……”

外国记者面前照旧扪虱而谈的毛泽东，洞悉时政，纵览古今，他的字迹即便略去书法上的所有技巧，也同样拥有独特的魅力。有人说：“毛书不让古人，和他性格一样，也是那么纵横捭阖，恣肆汪洋变化多端。他那毛锥柔笔挥洒出来的气度，恐怕在20世纪也是举世难双。”或许也正是这样一种落拓不羁的性格，决定了毛泽东天生的领袖气质，决定了他的书法和诗词当中那种“一鸟入林，百鸟压惊”的霸气。内战时期，蒋介石招集御前文人，欲在词章上与“秦皇汉武，略疏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毛泽东一较高下，到头来，不也落得个贻笑大方么？

毛泽东书《长恨歌》

毛泽东的书法，是中国传统书法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现代中国的独特现象。毛书并无士大夫所崇尚的虚淡、清空，其“霸气”难免为“雅人”所诟病，但毛书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狂”字，就能概括得了的。

毛泽东曾经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自己“生就一张大中华面孔”，或许毛泽东的书法，就正是这张“大中华面孔”的另一付面容。“中华”牌香烟、“中华”牙膏、《人民日报》刊头如果换一种书体，该是怎样的面目？中国风度，中国气派还能那么原滋原味儿么？

放眼当今喧嚣的书坛，即便排除先入为主的因素，单就“为人民服务”几个字，有哪个写得过毛泽东？然而，毛书是流，不是源，欣赏毛书无妨，学毛书却讨不了好。毛之狂，是有底气的真狂，今日书坛流行之狂，乃佯狂。无功力学识，无博大胸襟与绝世气魄，仅仅于笔墨间讨生活，狂由何来？

这是题外话……

1 见《宋诗纪事》。

2 当时其书写情形曾被摄影机记录下来。

                                        2002年6月12日